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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的精神病院不同的皮带,不同的药物,到底是他们疯了,还是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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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unio 关于范美忠先生首先,在文章之初,我想先声明一下,我既不批判范先生,也不赞同,我仅仅是对此事此人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以满足我表达的快意。 对于范先生的事情和两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和《我为何要说那样的话》,我早有耳闻。不过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个教师为了自己的生命,首先跑出教室,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存意志的体现,无所谓批判与否。不想此事越闹越大,这说明我的迟钝不光体现在时尚方面。在看了“一虎一席谈”之后,我突然对此事有了更多的感慨,所以看了范先生的两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和《我为何要说那样的话》。综思所得此一文,当然,此文的前提是建立在这两篇文章都是真正出自范先生之口,而非他人篡改。 首先,就此事引起的大规模讨论之中,其中有一点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就是有关教师的道德义务,也就是所谓的“师德”。很多批评者都是从此着手。这引起了我一个很有兴趣的思考,我以前就认为,划分职业的主要参照标准的不是技能标准。划分职业的主要参照标准,应该是社会共识标准,不准确的说,就是社会道德底线标准。这个定义也说明了,职业并不是个人自身选择,而是社会赋予的。也许比较难懂,容我慢慢解释。一个简单的例子,人类最早职业,应该就是猎人了。猎人之所以为猎人,并不完全在于其一天狩猎多少动物。如果他一天狩猎了很多动物,但是全部都是自己享用的话,那他就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部落人,他的行为还没有上升到社会的程度,没有社会分工的特性,因此他没有被赋予任何一个代表社会分工的职业名称。只有在他处于一个部落之中,并且与部落同人分享他的狩猎成果,这个部落人才有了社会行为,他才会被这个部落或者说这个社会赋予“猎人”这一称号,而猎人的道德底线无疑就是分享与供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化的分工越来越多,社会赋予个人的职业称号也越来越多。这些职业称号随着职业难度的提高,也拥有更高的社会共识标准,也就是更高的道德底线。那么,教师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十分难以回答,这个底线会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不同。所以我们暂且放于一边。 我觉得范先生的一个失误在于,他对于教师的定义,仅仅是在于教师的技术职能。他期望以技术职能来取代社会共识作为一个职业的定义,姑且不论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但他的这种行为都照成了社会主体的不舒适感。因为一个人的技能再强,如果不存在一个良性社会互动,那么对社会主体来说,很难说是有害还是有益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受到了很强烈的批判,这是一种必然。 同时,这里就引出了几个比较深的概念:自我经验、传播概念、外在符号。道德和职业,无疑是一种传播概念和外在符号,是社会对于一个人的定义与分类。那在此事中,什么是自我事实呢,就是选择“跑”与“不跑”,或者按照范先生的说法“跑”与“牺牲”。不过我觉得牺牲是一个带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带上了一种意识符号。所以还是“跑”与“不跑”较为合适。我记得范美忠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一种美德。”这句话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是有问题。这是他被批判得如此厉害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跑”是自我事实,是一种自我选择;“美德”是传播概念与外在符号,是社会的一种赋予。在这里,范美忠先生希望让自我经验与传播概念等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经验相对传播概念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反之亦然。详细点解释就是我们无法感受一个个人在进行某种选择时的动机、感觉和经验,所以我们需要用传播概念来证明这个个人在进行选择时的动机、感觉和经验,而在这个行为之中,我们追寻的是逻辑上的合理,而不是事实,也不可能知道事实。正如古希腊为自己在港口立雕像和中国为自己立牌坊的人物一样。作为道德的代表,牌坊和雕像不应该是自己为自己证明的。自己赞誉自己的道德水平,往往会被人当成不谦虚或者暴发户的象征。同理于妄图证明自己的不道德,或者尝试自己重新定义道德一样,除非是某位适应了社会方向的大智者(但其同样会被长久的批判),不然这都是徒劳的。而范美忠先生的跨界行为,再次令社会主体感到强烈的不舒适。生物总会对影响自己健康的东西表现强烈的抗拒与敌意,社会这个生物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讨论下范先生的思想脉络。仅仅为讨论,因为以下无疑为我加于范先生身上的可能符号,而符号本身的正确与否是值得讨论的。我记得范先生在《我为何要说那样的话》一文中以及一些采访中,多次提到罪感和忏悔以及灵魂拯救。他也在文中宣称自己参与基督团契活动,再加上他在《那一刻地动山摇》文章的初段所言。我有理由认为就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也算是一个受到基督文化影响的人,但他同时亦认为牺牲不是一种美德。在这里我觉得他的知识虽然丰富,但思想却是不够条理清晰的。罪感和忏悔之所以在新约之中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因为耶稣的磨难和牺牲而将其得以升华吗?如果不是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死,如何凸显人类的罪孽和忏悔的重要呢?而范先生的这类表述,让我不禁想到,他批判儒家道德。可能并不是站在一个自由的立场上的,而是站在另外一种宗教式道德的立场上的,而多少掺杂有点自我辩护的成分,这也许和他自称的叛逆是有关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纯粹的不严谨的猜测。不过,我无论对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道德观,都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两者既有共通,也有不尽然。 对于中国的思想观来说,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老子。 而郭松民先生,他的思想简单易懂,行为极端而没有基础。我个人不觉得他值得我书写一篇文章。 而一虎一席谈,仅仅是一个SHOW。范先生在这个节目后支持率上升,部分是因为他的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松民先生的失态。
10 junio 老姐
人在菁英制度下的工业文明中,到底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克思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异化。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理念比他的共产主义重要多了。 如果人不再是“人”,而是机械的一个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改变自我更加适应作为一个工具的人生,还是应该反思菁英制度这种思想和工业文明本身呢? 如果精神幸福本身不等于物质的拥有,那么它在哪里?要如何实现?也许,对各自自由选择的尊重,是一个不错的起步。菁英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焦虑,异化让我们行走于荒诞。浮躁和迷茫这篇乐章,恐怕还有很长时间才能谢幕。 22 mayo 被逼着悲伤我并不是一个具备很强烈同情心的人。我似乎必须这么说,因为大家逼着我这么说自己。 大体因为举国哀悼三天,我一直觉得很不爽。没了娱乐节目,没了报纸娱乐版,不是任何和娱乐挂钩的节目停播,而是任何没和地震挂钩的节目都停播了。我还算是一个对时事政治等比较感兴趣的人,都觉得不爽。我倒不知道那些平日对时事政治完全没兴趣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国难国悲当头,个人娱乐根本不值一提?就像我妈对我说的:“别人在那那么痛苦,你在这哈哈大笑合适么?”她说完这话的当晚,坐在电视前看她的压缩碟电视剧看得津津有味。 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深深的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虚无而无意义的。所以我的态度从很久以前,就变成我只表达,不多解释,也不反驳。当然,有时很难做到,说明我还比较年轻。所以我不想或反驳或批判那些深深表示同情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少同情来源于他们的意识深处。我只想说,让那些希望表示哀悼的人哀悼去吧,他们希望感受灾区人民的痛苦,希望停止他们的娱乐活动,希望过几天苦修一般的生活。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GOOD FOR YOU。但是,请在意一下那些像我这样,捐了点小钱,稍微表达一下同情,然后希望过上非常正常的、卑微的小市民生活的人。灾区人民很痛苦,我明白,我清楚。电视上的催泪节目很感人,我也深受感染。但是我只是希望在我深受感动之后,我可以看下锵锵三人行、看下MTV、关心一下娱乐界地震时期的八卦以调节一下心情。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可悲的小市民,哪怕我没有权力选择生活方式,可否让我表达一下我对某生活方式的向往?我把此句作为此段的开头,是想明确写给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德楷模看的,避免他们浪费口水来批判和指正我。在我心目中,中国并没有公民,因为我们没有公民教育。而我们很多时候也缺乏作为一个公民所具备的权力。当然,公民权力必须和公民意识同步前进,作为公民教育极为不发达的国家来说,空谈这两者似乎都为时过早。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没有把国民还原到个人状态,不说各个地域之间的歧视,不说针对某某国家的抵制风潮。我觉得就具央视慈善晚会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来大概。这段对话发生在主持人和周华健之间。我只记得大概意思: 主持人:周华健来到这里,代表了台湾人民一同抗灾的心情。 周华健:我想先说一点,我除了我自己外,谁都不能代表。我不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心态,但我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人,诉说地震后台湾的一些事情。 …………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是这段对话恰恰表现了不同体制对人的不同影响。我不能代表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代表我。我不强迫别人怎么做,我也不希望别人让我没有选择。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我只是希望在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悲悯自己的无能的时候,有一些称为娱乐的东西来让我浪费一下生命、麻醉一下神经。我没有任何大道理大理由,是的,灾区人民很悲惨,我深表同情。但是在我表述完我的同情后,可否打开电视看一眼我一直在追的连续剧?政府告诉你,你不能,政府已经帮所有的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于是我连控制遥控器的权力都失去了。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阳痿,连自慰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后部舔加:虽然只是三天,但是这是剥夺了十三亿人选择权的三天。 21 mayo 我们关于慈善的定义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后,各方慷慨解囊捐献。加上媒体的呼吁与坊间的流传,捐款与捐血一时成为了当下替代奥运火炬的民众话题。互相问候语,从“吃饭了没”,变成“捐钱了没”。虽然我也捐出了一点钱,但我对这种统一的宣传和集体意识洪流一向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不信任感和不适应感。我一向感觉,当所有人都在营造一种统一的氛围的时候,那这种氛围必然是虚假的和伪意的。并不是我不赞同同情之心,只是我觉得当这种同情之心泛滥到各种方面,那其就不是单纯的同情了,更像是一种虚伪的纯粹主义。 不过对于我个人的好恶,我无意多言。我仅仅想讨论一下慈善的定义。什么叫慈善?如果我们去除其一切我们加诸于其头上的道德光环。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慈善,就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再流通,它往往体现与由社会资源占有量高的一方流向社会资源占有量低的一方。其结果一般为一方获得声誉,一方获得生活所需。拥有社会资源的人进行慈善活动有很多原因,但一般都不会是单纯的道德表达需要。而这种社会阶层的慈善舞会,往往是进行一种社交活动多于表达善心。但是这种行为的重点不是施与慈善的人有多纯善,或者被施与慈善的人有多贫匮,而是资源的有效流动,在这个流动圈范围内,不光是慈善受益主体,所有相关的经济个体均会受益。 因为慈善行为换来的回报往往是非物质性的,所以进行慈善活动往往以个人名义居多。而营利性公司的慈善行为则带有更多的广告性质。我想那些呼吁各个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捐出更多公司利润的人,或者批评某某公司捐得少的人。恐怕没有明确了解“公司”这个名词。一家营利性公司,只对它的股东负责,负责的方式就是利润。准确的来说,它只是这些股东的赚钱工具。要求一个工具去承担社会责任或者道德道义,就和起诉一把刀故意伤害一样,我不能说这没有道理,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其赚很多所以就要捐很多,这就更加是一个毫无缘由的逻辑,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弱者思维,可能略带一种嫉妒。慈善捐赠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自发行为,而不是一种义务。在灾害发生的时候,除了国家政府外,没有任何个人、公民和社会团体有义务对灾害损失负责。既然没有义务,那就不存在指责的基础。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团体来说均是如此。 就算焦虑与浮躁是我们国家现在阶段的主旋律,但我也希望在这次灾害面前,可以少点和这方面有关的表达。 前段时间和中大肥仔吹水,我们提到了一个人的认识和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发达,重点不在于拿来多少技术,而在于人的思想前进到一个什么等级。我们基本赞同现在的中国处于大约150年前欧洲的水平。当我们还在为环月卫星沾沾自喜的时候,美国佬已经在讨论未来月球主流社会将会使用什么语言。当我们还在为油价高起苦恼的时候,欧洲正在新能源的开发方面不停的抛离我们。我去柬埔寨旅游的时候,柬埔寨人告诉我泰国的摩托车比中国的质量更好。我们强大了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除了自卑带来的自大外,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值得骄傲的。而焦虑、排外和自大的民族主义,恰恰正是一个国家弱小的象征。也许,当每个人都少点极富煽动性的激情语言的时候,当每个人都以一种不骄不躁的心态坚定的向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行的时候,中国,才开始再次强大。 02 diciembre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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